话题关注：数字技术、突破式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4年9月23日周一（第3132期）
灏继
阅读：48
2024-12-13 02:46:25
评论：61
今天是2024年9月23日，星期一，农历八月二十二，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超越他人，并非真正的尊贵；唯有不断超越自我，方能彰显真正的高贵。周一，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32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政府数字采购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机制解析与异质效应探讨
导读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对数字产品或服务的采购政策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特色制度安排，是否会对企业供应链上的资金分配决策产生影响呢?本文基于2015—2021年政府采购合同信息与上市公司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政府数字采购指标，探讨了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采购能显著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声誉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企业、供应商聚集度较高企业、信贷规模较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中心城市的企业中。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的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的本地政府数字采购显著促进了当地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而异地采购则主要对外围城市企业具有积极效应。此外，相较于中央采购，地方数字采购的供应链资金溢出效应更显著，且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动态化数字采购制度安排、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数据要素市场一体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政府数字采购;商业信用获取;供应链合作;全国统一大市场;
引用格式：谭伟杰,申明浩,李雨洁.政府数字采购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机制解析与异质效应探讨[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08):56-75.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商业信用作为资本市场上经济主体维持生产经营联系的独特金融体系,发挥着保障供应链稳定、推动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从理论上来看,一方面,商业信用能够通过库存管理、促进销售、调整产品质量与价格等,呈现出经营属性[1-2];另一方面,商业信用作为供应链上的特殊信贷配给方式,对于企业而言是特殊的替代性融资模式[3],从而有利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根据竞争理论和信号理论的观点,商业信用获取能力是反映企业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积极信号,有助于与客户建立长期的良好契约关系[4]。可见,商业信用获取不仅影响着企业资金链的稳定性,还会对供应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厘清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制约因素与外部支持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企业商业运作模式的变革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塑,还能够从供给侧完善纵向金融体系,助力“建设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政府都在积极统筹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以财政支持等方式引导实体经济创新发展[5],这为改变中国商业信用体系中资金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新思路。政府财政支持政策可以分为需求侧(政府采购和贸易规制为主)与供给侧(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两类。纵观现有研究,政府供给侧支持政策力度较大且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关注,而需求侧政府采购政策的经济效应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由图1可知,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采购规模较小,其占GDP的比重尚未超过5%,而欧美等国家政府采购的比重均超过10%,可见我国需求侧采购规模和制度有待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强调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明晰政府需求端采购方向。比如,2023年上海市闵行区电子政务云信创区升级扩容的采购金额达2 809.86万元,广东省省级政务信息化(2023年第一批)成交金额达129 847.71万元,可见政府重视从需求端统筹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对数字产品与相关服务的采购力度在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聚焦数字采购领域,深入探讨政府需求端财政支持政策如何改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模式,并有效维护企业资金稳定,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图1 各国采购金额占GDP比重对比图
资料来源:OECD 2023版《政府概览》。
所谓政府数字采购,是指政府以采购数字产品或服务为手段,以推进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为目的,将部分数字领域公共需求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向符合条件企业“外包”出去的需求侧政府支持政策(1)具体而言,本文所述政府数字采购的采购项目主要包括《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以下品目:a.货物类中的信息化设备品目、通信设备品目和信息数据类无形资产品目;b.工程类中的通信设施施工相关品目以及智能化安装工程品目;c.服务类中的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品目、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品目、信息技术服务品目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品目。。这一特色制度安排在尊重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不仅能在需求端以采购项目引导数字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能在供给端实现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数字化以改善区域数字营商环境,或许能对企业与客户的供应链合作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商业信用获取问题,但遗憾的是尚无文献对此进行关注。虽然部分研究注意到政府数字采购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可以提高市场对企业商业价值的认可[6-7],但鲜少研究关注到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供应链地位的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影响供应链上资金分配问题。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入分析政府采购策略的转变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以及供应链合作的影响,有利于理解政府数字采购这一特色制度安排对企业经营战略的作用,同时也为保障供应链资金稳定提供了新方向与现实参考。
政府数字采购会促进企业商业信用获取。一方面,政府数字采购能够强化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进而促进供应链合作。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政府掌握着大量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政府数字采购有助于企业嫁接政府资源。企业为长期获取政府商业机会,会积极迎合政府诉求,将数字采购订单作为企业推进数字化战略的机会,从而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企业通过推动自身数字化创新发展,企业更有能力减少内部代理冲突和外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从而强化供应链协同作用,促进利益共同体资源共享、信息互换与合作共赢。同时,政府数字采购为企业塑造的数字化优势与前景能够持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深化企业与供应链长期客户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降低客户流失风险以化解供应链不确定性[8]。因此,获得政府数字采购支持的企业更有能力获取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另一方面,政府数字采购强化了上游供应商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动机。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当政府数字采购为企业带来稳定的需求和收入预期时,企业能够向外界释放其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实力与政府隐性担保的信号,有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的声誉形象,增强供应商对企业的信任程度,对企业偿债能力形成更稳定的预期,从而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获取能力[9]。此外,与政府的良好互动,展现出企业产品与政策的贴合度,表现出企业积极顺应政府号召,有助于提高企业口碑与声誉。良好的企业声誉使得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的成本(如信用风险、管理成本等)相对降低时,为获得长期合作伙伴稳定的潜在增长收益,供应商对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意愿增强。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既有研究在讨论地方政府采购与企业行为时大多仅关注政府整体采购,而忽略了不同类型采购的差异化政策目标,特别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采购策略的转变所引致的经济后果。本文以政府数字采购为切入点,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和企业声誉的角度,首次剖析了政府数字采购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丰富了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政府采购影响企业经营战略以及供应链合作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基于近65万条政府采购合同数据,采用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创新性地构建了政府数字采购指标,是对政府采购策略行为度量的有效完善,也有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的推进开辟新思路。第三,结合政府在数字领域采购行为的全新特征,将其纳入建设数字中国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分析框架,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政府、市场与产业链协同研究的不足。本文从数字采购属性特征和城市功能等方面对政府数字采购的供应链合作效应进行了细致分析,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政府采购政策针对应用场景提升实施效率提供了有益参考。
与本文主题相近的文献主要分为政府采购的经济效应研究、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政府行为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等三类。关于政府采购的经济效应方面,现有文献大多聚焦政府采购对企业经济绩效和战略规划的影响,鲜少关注其对供应链资金分配的影响。在企业经济绩效上,谭伟杰等(2024)[6]的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入和订单,从而减少了销售波动风险。武威和刘玉廷(2020)[10]的研究表明政府采购会激励企业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在企业战略规划上,王伊攀和朱晓满(2022)[11]认为通过与政府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能够更好地规划资源、优化生产过程,并实现更高的经营效率,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此外,政府采购还能加速被采购产品和技术在市场上的传播和使用,改变市场竞争格局,提升企业的品牌声誉,有助于企业赢得更多客户的信任与合作机会[12]。然而,也有研究认为政府采购会引发不利影响。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13]认为政府采购极易滋生腐败,加剧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企之间的政治关联会限制其他企业进入,从而削弱市场竞争。除了经济效应外,政府采购还可能带来政治影响。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公平性以及与企业之间的政治关联可能会引发腐败问题、扭曲市场竞争格局,甚至影响到行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政府采购可能还会诱发企业过度投资和行业投资热潮,进而导致企业产能过剩,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14]。尽管上述研究对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企业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忽略了对政府采购品目类型进行探讨。政府采购的种类繁多,不同类型的项目会带来不同的影响效应。与其他政府采购不同,数字采购是购买亟需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政务服务等,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在政府机构中的应用往往需要持续支持、更新、维护和运营,需要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来确保产品和服务的正常运行和持续改进,会对企业经营决策等行为产生更长时间和更深远的影响。
在企业经营决策行为中,供应链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而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则是直接体现该环节的核心,已有文献主要基于替代性融资、市场竞争和违约风险等三个假说剖析了企业在供应链上的不同身份,进一步拓展了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原因[15]。第一,根据替代性融资假说,在有待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商业信用作为非正式融资方式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资金错配,从而缓解银行信贷获取不足的不利影响[16]。第二,根据竞争市场假说,商业信用与企业市场优势和商业信誉等紧密相关。上游供应商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往往会主动为下游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另一方面,如果下游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势和商业信誉较好,则有可能释放替换供应商的威胁来提高自身商业信用获取能力[17]。第三,根据违约风险假说,如果企业的经营风险越低或者综合实力越强,其获取上游企业商业信用的能力也越强。因而,部分研究基于上述假说从企业ESG表现、市场地位、社会网络、企业特征、内部控制质量等[18-19]方面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进行了探讨。上述文献对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商业信用合作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的来说,企业间能通过商业信用锁定长期契约,以共同利益驱动资源优化与风险分担,使得供应链上各个环节保持连续和稳定,从而提高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政府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市场化行为(如政府采购行为等)会改变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合作,从而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获取能力。Fan等(2023)[20]的研究发现如果国家税务机关给予企业的信用评级较高,那么该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会得到提升,从而更容易获取商业信用。李增福等(2023)[21]基于专项督导的视角,发现政府欠债清理能够提高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从而改善其外源融资约束。靳毓等(2022)[22]以政府实行柔性税收征管为切入点,发现税收改革能够显著缓解企业之间的信息约束问题,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从而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政府数字采购的经济效果,如申志轩等(2024)[7]的研究指出政府数字采购不仅可以以政采贷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还能通过释放“质量标签”信号,增强上下游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谭伟杰等(2024)[6]研究发现政府数字采购能够提高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数字竞争优势,从而推进企业国际化进程。已有文献从政府行为的多方面探讨了影响企业商业信用的因素,但鲜有从政府采购这一市场化行为角度进行研究,较少将政府、企业和供应链其他主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考察,尤其是从数字产品服务需求端来考虑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
总的来说,虽然上述文献已经对政府采购、企业商业信用、政府行为分别展开多维度讨论,但并未涉及对政府采购领域进行细致划分,因为不同的采购政策具有差异化的政策目标,仅笼统分析政府整体采购可能会产生偏误且缺乏针对性。鉴于此,本文聚焦政府数字采购行为,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属性赋予政府数字采购新的特点,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更新,政府对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技术前沿性、服务持续性和与国家战略的贴合性,这促使企业不仅需关注产品或服务质量,还需致力于解决潜在的故障、漏洞和兼容性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数字采购推进数字领域公共需求项目,向市场传递数字领域战略需求和重点扶持方向,促进产业链互动合作,打破企业间的“信息茧房”。多数研究聚焦在企业战略调整对其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忽视了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采购策略向数字领域倾斜对企业供应链合作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进一步对政府采购的采购品类进行分类,梳理出政府数字采购、企业、供应商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理解政府在供应链生态中的角色定位,为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政府数字采购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来提高其商业信用获取能力。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政府以数字采购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能够向企业数字产品与服务提供最低的市场规模,经营风险的降低有助于激发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企业为满足政府对数字产品交付的规范化要求,会积极建立数字化生产管理体系,为项目的设计、开发、运维提供良好的规范和指导,从而保证与政府合作的数字业务得到较好的落实。政府数字采购通过保障企业生产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最低利润,提高市场对企业的市场预期[7]。其二,政府数字采购降低了企业数字项目的研发风险,因为企业参与政府数字公共项目能从中收集海量真实数据,这些数据能帮助企业训练模型,从而促进自身产品和业务的创新。例如,海尔通过为三星堆考古打造集成式空调,获得了三项创新技术共创专利。因此,企业会积极通过加快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数字投资和数字创新以满足政府的数字化诉求。此外,在我国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效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0642.htm。,部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大量“应收账款”或“延迟付款”等问题将会得到明显改善,企业会更加主动积极地承接政府数字项目,那么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数字化战略部署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从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的角度来看,迎合理论认为政府数字采购通常会对企业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提出严格技术规范要求,管理者为了迎合政府诉求往往也更倾向于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而合法性理论也认为,在获得政府数字采购订单后,政府成为了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对中标企业产生了组织合法性压力。已有研究也指出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正向信号[23],从而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以缓解融资约束。从数字投资的角度来看,为了满足政府数字采购的要求,企业需要增加相应的数字投资,包括更新和升级现有的数字技术设备和系统,引入新的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培训员工以提升数字技能。数字投资可以提高企业对数据信息的处理与利用能力,有助于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和经营支持决策[24],从而提高企业对风险的感知和控制能力。因此,数字化投资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对供应链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减少内部代理冲突与外部沟通成本,从而提高商业信用。从数字创新的角度来看,顺延上述逻辑,政府数字采购通过政府资源嫁接与政策导向指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数字化投入逐步深入的同时,企业运作效率的快速提高能够加速提升企业在原有资源边界下的数字创新产出绩效[25]。企业提高资源利用度与数字创新产出所带来的效率优化,是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供应商)的重要信号,进而提升商业信用获取能力。
政府数字采购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增强其商业信用获取能力。根据再分配理论的观点,商业信用本质上是具有获取金融机构正规信用能力的企业,将信贷资源以一种低息或者无息贷款的形式对难以获得正规信用的企业进行二次配置[26]。政府数字采购项目通常是对数字产品或相关服务的公开招标采购,企业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与商业信誉以能够承担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同时也要保证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信号传递理论指出,鉴于政府背景客户的采购行为往往结合了政策导向与产品需求,企业获得政府客户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信号示范的作用。一方面,企业能够成功获得政府数字采购订单,不仅能够向市场释放企业得到政府认可的信号,突出企业数字产品和服务具有可行性和发展前景[27];与政府达成合作也会形成一种隐形的担保机制[28],有利于提高企业声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应商对企业债务偿还意愿的担忧。比如,近年来政府多次携手第三方测评机构进一步规范政府数字采购产品质量(3)2023年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发布了《安全可靠测评工作指南(试行)》,面向计算机终端和服务器搭载的中央处理器(CPU)、操作系统以及数据库等数字产品,开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保障、售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安全可靠性的综合度量和客观评价。,这些被官方测评过的企业,其产品更可能获得市场认可。因此,当政府数字采购向市场发布企业投标方案的具体评分和排名时,供应商也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参与招投标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此外,政府数字采购增强了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控性,进一步降低了供应商搜寻、协商等交易成本,使得供应商更愿意与企业合作,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企业获得政府数字采购的支持,可以被视为积极响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政策导向,是展示政企良好互动关系的体现,这种信任关系互动有助于企业提高市场口碑形象并形成“声誉效应”,从而使得供应商更有信心将正规信用对企业进行二次配置。成功参与并履行政府数字采购项目可以增加企业的曝光度和品牌价值,从而提高企业声誉和风险管控水平,增加市场份额[29],提高供应商对企业的偿债预期。随着企业借助政府数字采购的机遇实施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企业的良好声誉能够被快速传播。同时,企业的商业声誉反过来也影响着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因为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更容易获取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资源和技术支持,进一步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实施[6]。因此,在政府数字采购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声誉之间的相互促进,切实提升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H1 政府数字采购能够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
为检验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buscrediti,t+1=β0+β1DPPt+β2Controlit+μi+γt+εit
(1)
在式(1)中,下标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buscrediti,t+1是指企业i在t+1年的商业信用,本文参考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16]研究,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与预收账款之和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来反映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
政府数字采购(DPP),使用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数字采购订单金额与总资产的比率衡量。现有文献在研究政府采购政策的经济效果时,大多仅考虑常规采购而极少将数字采购分离出来单独分析,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两者在政策导向和经济效果上均可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的基础性贡献是提供了关于政府数字采购的识别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具体而言,本文参考孙薇和叶初升(2023)[30]的研究思路,通过如下步骤提取出政府数字采购。
首先,利用Python的Jieba分词对数字经济相关的重要国家政策条目以及手工收集的各地区数字产品目录进行分词,并对分词结果进行人工精细化筛选后得到包含“数字孪生系统”和“人工智能服务器”等300余个种子词。然后,对近65万条政府采购文本信息中的“合同名称”“主要标的名称”“规格型号和服务要求”等重要信息进行文本分析,并使用Word2vec神经网络相似词算法中的CBOW模型对上述语料进行相似词扩充。在扩充词汇库后,本文再通过人工核验所有关键词,最终统计得到1 200余个与政府数字采购相关的关键词库。随后,将关键词库与政府采购文本信息进行匹配识别,确定政府数字采购合同。最后,在对采购合同供应商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名称进行多次清洗后,利用Python的levenshtein distance算法进行匹配与人工校对,最终得到1万余份政府数字采购合同,并汇总到“企业—年份”后得到企业当年所获政府数字采购合同总额,以其与总资产的比值来刻画政府数字采购(DPP)。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参考了已有的关于企业商业信用的相关研究[16-18],将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本密集度(capital)、固定资产比例(fix)、资产负债率(lev)、资产回报率(ro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是否两职合一(dual)、董事会规模(bsize)、独立董事比例(indep)变量列为控制变量。在式(1)中,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μi为企业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
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实证研究样本,政府采购数据来自政府采购网,企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由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从2015年开始才可以查询到较为详细的采购合同信息,因此本文选取2015作为研究起点。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剔除数据严重缺失、上市时间少于2年、金融行业、ST等异常企业的研究样本;第二,对连续变量进行双侧 1%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包含3 046家企业在内的22 772个观测数据。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buscredit的标准差为0.12,最大值为0.65,表示不同企业在商业信用获取等供应链资金稳定性上存在较大差异。DPP的最大值为0.06,最小值为0,说明有个别企业能获得较大额政府订单,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具备特定的竞争优势或行业背景,使其能够获得较多的政府数字采购订单。此外,在样本期内获取过政府数字采购的企业数量为1 304个,样本占比为42.81%,可见上市公司在数字领域争取政府采购合同的意愿较为积极。另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存在较大水平的差异,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报告了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回归结果。在列(1)中,核心解释变量政府数字采购(DPP)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正且显著,说明政府数字采购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列(2)是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DPP的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3)和列(4)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时间、企业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政府数字采购(DPP)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数字采购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假说1得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F.buscredit是指未来一期的企业商业信用获取(即基准模型中的buscredit i,t+1)。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各表同。
1.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选取工具变量且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再次进行检验。首先,本文选取明朝驿站和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IV)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驿站是古代用于接待公务人员、传递军事情报和政令文书、运送粮食和军械等物资的通信及运输系统,古代驿站数量较多的地区也极可能是当代信息条件较好、通讯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地区[31],因此当地数字经济也可能更为发达,进而当地政府对于数字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也更为旺盛,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明朝驿站设置更多出于军事的考虑,明朝政府规定邮驿系统的任务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物等,而与企业的商业信用联系甚微[32],满足外生性条件。通过对表3列(1)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发现K-Prk LM检验和C-D Wald检验的结果均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意味着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根据列(2)的结果,本文发现在1%的显著水平下,DPP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在解决了反向因果关系内生性问题后,政府数字采购对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仍然具有稳健的影响。
表3 稳健性检验一
2.考虑宏观因素的干扰
(1)考虑到政府数字采购可能会受到企业所在省份特征因素的影响,本文引入省份与时间的交叉固定效应,控制各省份在政策和管理效率等不可观测因素上的差异性。(2)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本文剔除2020年及以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3)企业是否受到其他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供应链创新政策的扶持以及地区信贷可得性等[33],都是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与政府数字采购、企业融资行为、供应链生态等相关的政策变量,如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属于宽带中国试点、“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智慧城市试点、供应链创新试点,是否设立民营银行等。表3列(3)-(5)的结果显示,本文核心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3.DID估计
考虑到政府数字采购作为宏观政策的反映,在其招标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本文借鉴Krieger和Zipperer(2022)[34]的研究思路,将2015—2021年间获得数字采购合同的企业定义为处理组,将未获得任何此类合同的企业定义为对照组。具体设定如多期双重差分式(2)
buscreditit=β0+β1treatit+β2Controlit+Year+Firm+εit
(2)
其中,treatit是关键变量,如果一家公司在样本期内的某年获得了数字采购订单,则当年及以后年份的treatit取值1,否则为0。进行回归前,本文还根据事件研究法对DID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进行了验证,表4列(1)的回归结果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假设。表4列(2)列示了DID模型的估计结果,trea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正且显著,说明政府数字采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二
4.倾向得分匹配
考虑到政府数字采购可能会存在自我选择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来检验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的影响。具体地,本文以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为匹配变量,采用1∶1最近邻匹配,平衡性检验后,对匹配后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实证检验,表4列(3)结果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稳健,即政府数字采购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
5.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不同度量方法对估计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三种替代测量:合同数量取对数(Dcount);是否获得合同(Dpc);合同金额取对数(Dpp),重新衡量政府数字采购。回归结果见表4列(4)-(6),政府数字采购与企业商业信用之间仍然是正向促进关系,说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4.安慰剂检验
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来排除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商业信用的因素,如其他政策变革或随机性因素的干扰。首先,本文将政府数字采购变量在样本中进行随机分配,重新生成新的政府数字采购变量。然后,将随机分配后的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并重复500次后观察DPP回归系数所对应t统计量的分布。根据图2的结果可以看出估计系数所对应的t统计量基本在0左右分布,表明随机分配后的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不存在显著影响,即其他随机性因素或者遗漏变量对本文基准回归的影响较小,这从侧面印证了本文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图2 安慰剂检验
1.数字化转型
政府数字采购是以政府采购数字产品或服务为手段,引导社会数字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企业为了迎合政府数字化诉求,会加快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并向政府及社会各界释放其数字化转型的愿景与目标。而数字化转型战略则需要数字投资的持续推进,数字投资使得企业加强对内外部风险的感知和控制能力,从而降低内部冲突与外部沟通成本。基于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投资的背景,企业具备不断优化自身数字产品生产和服务的驱动力,从而向产业链供应商释放积极信号以提高自身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因此,为了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采购与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中的影响,首先参考易露霞等(2021)[23]的做法,基于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有关政策文件,构建了企业数字化特征关键词词典,使用Python软件识别出当年企业年报MD&A中数字化转型词频数据,以其在MD&A部分总词汇的占比(乘以100)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储备(edt)。其次,通过爬取上市企业年报中有关数字化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并以其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作为企业数字化投资水平的衡量指标(edt_invest)。最后,借鉴陶锋等(2023)[35]的研究思路,结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简称参照关系表)中的国际专利分类号,以此来识别上市公司申请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以企业当年申请的数字技术创新专利数量(加1取对数处理)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edt_innov)。表5列(1)结果表明,政府数字采购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向外部利益者释放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承诺和愿景,从而吸引与企业有相似愿景和能力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促使供应链关系更加紧密。列(2)结果表明,政府数字采购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数字化投资,这在提高企业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同时,也有效降低内部代理冲突和外部沟通成本,进而提高供应链稳定性和灵活性。列(3)的结果也说明,政府数字采购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创新水平。综上所述,政府数字采购引导企业积极布局数字化转型,通过制定企业战略目标、增加数字化投资和促进数字化创新,使得数字发展成果向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延伸,与供应商形成组织协同、共享融合的良好关系,从而提高其商业信用获取能力。
表5 机制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声誉
2.企业声誉
基于信号示范效应,获得政府数字采购订单的产品,往往具备政策导向和示范效应。一方面,企业获得政府订单可以向市场释放其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力满足政府使用需求,突出其数字产品和服务具有可行性和发展前景,吸引市场参与者的关注和追随。另一方面,企业积极参与政府数字采购,可以视为其积极响应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政策导向,构建了良好的政企互动关系,这种政府关联会为企业提高知名度进而提升企业声誉。本文借鉴管考磊和张蕊 (2019)[36]的声誉评价体系构建企业声誉,基于数据可得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选择了12个企业声誉评价指标,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企业声誉得分(Rank_1)。其次,根据声誉得分从低到高将企业分成十个组,每组依次赋予声誉评级1至10(Rank_2)。表5列(4)至(5)报告了企业声誉的检验结果,DPP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数字采购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声誉。而良好的声誉使得企业更容易吸引顾客和投资者的关注,进而推动销售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提升,增加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和影响力。此外,供应链各环节都想寻求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企业声誉的提高侧面证实了其履约能力、企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可靠性,供应商更倾向于与其合作,因而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
1.企业异质性
(1)企业产权性质。民营企业可能由于规模较小、资源有限以及政府关系较弱等因素,在数字产品采购中面临一些挑战。因此,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探究政府数字采购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由表6的列(1)-(2)可知,与民营企业相比,政府数字采购对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获取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通常与政府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往往更关注政府政策,能够更容易获取政府采购项目的信息和机会,且国有企业往往规模和体量较大,能够承担较大的数字产品采购订单,与供应商的合作中具有更高的话语权,从而提升了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并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和服务条件,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商业信用。
表6 企业异质性分析:产权属性与环境不确定性
(2)环境不确定性。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企业往往会开展寻租行为,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增强和信息不对称加剧。供应商囿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难以充分知悉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市场前景与预期风险,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其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时往往更加谨慎。政府数字采购作为一种优化数字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透明度,能够有效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因此,本文基于申慧慧等(2012)[37]的研究计算企业所处的环境不确定性指标(4)剔除企业销售收入中属于稳定成长的部分以更加准确地衡量环境不确定性,通过OLS模型分别估计过去 5 年的非正常销售收入,最后以经行业调整后的企业环境不确定性指标来刻画。,以其中位数作为样本划分依据,探究政府数字采购对在不同环境下的企业商业信用异质性影响。由表6列(3)和列(4)可知,当企业所处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政府数字采购通过实现政务信息化有效破除社会政策信息流通的壁垒,使得政务信息趋向于平台化和透明化,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政府数字采购能够向市场释放企业具有良好数字化前景的信号,这也有利于降低环境不确定性,进而提高供应商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和信任。
(3)供应商聚集程度。上游供应商为企业提供生产必备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当企业原材料采购集中在几个供应商时,供应商掌握了交易关系的主动权。因此,政府数字采购可能会对不同供应商聚集程度的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借鉴李增福和冯柳华(2022)[18]的研究,以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的中位数作为供应商聚集程度的分组依据,探讨政府数字采购对不同供应商聚集程度的企业商业信用的异质性影响。由表7列(1)-(2)可知,在供应商聚集度越高的地方,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影响越大。这是因为政府数字采购主要采购企业生产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并不直接采购供应商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因而企业的话语权随着政府数字采购增加而增大。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对产品市场的控制力得到了强化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能够通过更换供应商等手段形成威胁,进而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表7 企业异质性分析:供应商聚集度和信贷规模
(4)信贷规模。随着银行信贷的紧缩,企业更倾向于向供应链寻求商业信用的支持[6]。特别是在信贷过程存在较为明显的“产权歧视”和“规模歧视”的问题时,该现象则更为明显。而政府数字采购不仅能为企业提供数字担保,更能够在企业数字化推进的前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政府数字采购可能对不同信贷规模程度的企业商业信用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选取银行借款与当期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信贷规模,按照样本中位数来划分信贷规模大、小两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表7列(3)和列(4)显示,在信贷规模越小的企业中,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影响越大。这可能是信贷规模大的企业已经获得较为充裕的资金,即使政府数字采购有利于企业商业信用获取,但所发挥的边际效应较小。而信贷规模小的企业,由于没有得到充足的银行贷款,在获取了政府数字采购订单后会更愿向供应链的其他企业释放该积极信号,以争取商业信用支持来补充资金流。因此,在信贷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政府数字采购会显著促进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
2.行业和地区异质性
(1)行业属性。战略新兴产业作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由于其通常涉及高新技术领域,需要较高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国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预期,存在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30]。而政府数字采购通常关注有创新性、技术含量高和社会效益明显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够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与需求。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在参与政府数字采购时,可能会因为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和机会,从而产生异质性。据此,本文参考袁军等(2022)[38]的做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将包括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七大领域在内的行业划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表8列(1)和列(2)结果表明,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而言,政府数字采购能够显著促进其商业信用获取,而对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数字采购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过去政府扶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时,缺乏精准的市场需求判定和完善的准入制度支持,导致行业中存在创新产品达不到最低规模有效需求而无法投入市场,技术成果无法发挥其作用。而政府数字采购为战略性新兴行业的企业提供最小市场规模和稳定的市场预期,以政府需求驱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这种扶持提高了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的市场前景,有助于提升其商业信用获取能力。
表8 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分析
(2)地区属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中心城市为增长极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中心城市通常位于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通和资源中心,拥有较强的经济力量和核心产业,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本聚集。而外围城市则相对偏远或位于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城市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发展可能相对滞后。虹吸理论指出,有限的资源要素会在市场机制的支配下不断往资源利用率高的中心城市汇集。因此,政府数字采购可能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商业信用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地,本文参考赵涛等(2020)[39]的分类方法,将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划分为中心城市,其他则为外围城市。表8列(3)和列(4)结果表明,对于中心城市的企业而言,政府数字采购能够显著促进其商业信用获取。这可能是因为虹吸效应使中心城市往往具备较高的科技创新能力、技术资源、项目交付能力和丰富的专业人才,使得中心城市企业在政府数字采购中更有竞争力,更容易获得政府数字采购合同,从而提升商业信用。
1.区分本地与异地政府数字采购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虹吸效应,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和动力极化现象明显,而且这种不协调的态势还在不断扩大。黄庆华等(2023)[40]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大城市对数字资源的虹吸效应普遍较高,这限制了数字经济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动市场一体化和促进模块化分工方面的作用发挥。高水平的数字产业发展会吸引邻近地区的创新资源,如人才和资本,从而削弱邻近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同时,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能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资源吸引力,这可能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构成一定阻碍,使邻近地区在数字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难以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竞争。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取能力也表现出这种突出的区域不平衡,中心城市的企业更容易建立良好的商业信用,而外围城市企业可能面临资源匮乏和市场竞争力不强,难以获得商业信用。政府数字采购作为需求侧政策工具,其对不同城市的“虹吸效应”的影响是加强还是减弱?
陈伟光等(2022)[41]研究认为本地政府为了扶持当地企业会“硬性”或“软性”分割市场,例如采取行政命令规定只能采购本地商品的服务或者招标时设置只有本地企业才能达到的指标,以此阻隔其他企业进入。武威和刘玉廷(2020)[10]认为市场分割扭曲了本地企业和异地企业的竞价策略,违背了政府采购活动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则。地区间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配置。可以预见的是,一方面,本地政府采购对中心城市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产生促进作用,表现为加强虹吸效应。另一方面,异地采购对外围城市企业商业信用产生推动作用,表现为减弱虹吸效应,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体原因在于,在现实商务活动中,以华为、中兴、浪潮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企业,在本地政府数字采购中优势更大,这类企业所能获得的商业信用也更多,使得更多的资金往中心城市聚拢,进一步强化虹吸效应。另一方面,异地政府数字采购引导外围城市企业参与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提升了外围城市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份额。曾艺等(2023)[42]认为当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时,会影响上下游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做出调整投资和就业等决策。因此,本文认为外围城市企业绩效的改变会扩散和蔓延到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增强外围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减弱虹吸效应,产生商业信用的溢出效应。
鉴于此,本文借鉴武威和刘玉廷(2020)[10]的研究,以省级区域层面划分本地数字政策采购和异地政府数字采购。如果对应政府采购部门所在地区与企业注册所在地保持一致,则企业获取的政府数字采购订单就是本地政府数字采购订单,否则就是异地政府数字采购订单。同时,为检验政府采购与企业商业信用管理在不同地区间分布差异性,本文区分了中心城市、外围城市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了检验。
表9列(1)-(2)结果显示,本地采购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本地数字采购对全样本和中心城市企业的商业信用获取能力都有正向影响。列(3)中异地采购与外围城市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也证明了前文的假设。
表9 基于统一大市场视域下的分析
2.区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数字采购
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诉求各异,央地各有一套采购体系,两者之间的采购规模和目标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可能会对企业供应链合作模式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借鉴孙薇和叶初升(2023)[30]的“关键词法”,依据采购者名称识别中央采购和地方采购。
表9列(4)-(6)结果显示,中央采购和地方采购都会引起全样本企业和中心城市企业的商业信用获取能力提升,其中相较于中央采购,地方数字采购对中心城市的供应链资金溢出效应更强。究其原因,央地利益诉求差异导致中央政府更倾向于采购有基础性、全局观、长远性的数字产品和服务,项目规模和建设时间长导致资金回流周期长,中央采购的效应难以发挥。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稳定的采购频率、恰到好处的项目建设时长,对企业的资金占用周期相对较短,更能充分发挥效用,增强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此外,地方政府侧重于采购应用性、区域性、收益及时性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会更加关注采购后的经济效益,考虑采购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当企业推进项目遇到阻力时,地方政府会快速响应并起到协调作用,企业能够借助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资源优势顺利推进项目,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实现共赢局面。同时,表9列(4)-(6)结果显示,中央采购和地方采购对于外围城市的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外围城市企业在地理上的分散和信息流通的不足,弱化了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积极影响。而中心城市的数字企业呈现聚集状态,地理集聚会使得信息流通效率更高,显著地促进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是供应链上企业资金配给机制,利用商业信用作为短期融资的补充渠道,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的约束,有助于防范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政府数字采购有助于数据在企业间更好地流动,减少供应链上信息传递失真,提高供应链效率和可持续性。本文基于2015—2021年政府数字采购的样本数据,实证探讨了政府数字采购与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数字采购能显著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声誉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供应商聚集度较高、信贷规模小的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中心城市的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更受益于政府数字采购。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的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的本地政府数字采购显著促进了当地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而异地采购则主要对外围城市企业具有积极效应。此外,相较于中央采购而言,地方数字采购的供应链资金溢出效应更显著,且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释放政府数字采购推动企业协同发展潜力,充分构建稳定的供应链资金生态。本文研究发现,政府数字采购作为需求侧的政策工具,能有效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数字化创新,持续提升数字产品的成熟度。政府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重大项目,引导市场需求,促进企业在数字领域的投资和研发,加速企业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创新步伐。政府在深入实施数字采购时,应进一步提高政府数字采购预付款比例,通过提供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和资金,驱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同时,由于数字产业前期投入高,中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政府数字采购在遵循《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第二,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公开机制,保障企业公平参与政府数字采购竞争。本文研究发现,即使处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政府数字采购使得政务数字化程度上升,公众能知晓政府数字采购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从而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因此,政府部门应强化政府采购评审规则,实现采购全流程客观公正,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及时公开政府数字采购相关资讯,健全询问和质疑机制,防止“围标”“控标”等行为发生。第三,持续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中央采购,地方数字采购的供应链资金溢出效应更显著。中心城市的本地政府数字采购不仅能显著促进当地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还能够通过对外围城市形成异地采购以对外围城市企业的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形成溢出效应。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下,中心城市应制定政府数字采购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相关政策,加大对中心城市所属省内外围城市以及对口帮扶地区企业数字采购力度,促进当地企业发展,缩小地区之间数字鸿沟。此外,应通过税收优惠、创业基金支持等措施,在外围城市建立数字产业集聚区,促进企业之间的信息,建立起更紧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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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23)。
作者简介：谭伟杰,男,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数字化转型研究;申明浩,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湾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实验室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李雨洁(通讯作者),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与产业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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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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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审校：蔡双立 方菲 胡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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