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经济恢复主要靠消费 何不给那6亿人发消费券？

　　意见领袖丨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今年两会上，总理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70%左右的资金是支撑居民收入的。”这个判断形成决策共识不容易，但是长期形成的宏观调控决策惯性和各部门执行传导机制还是指向投资。客观认识消费主导，不仅需要从增长结构的理论上提高认识，更要从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和各级部门机构设置上做出调整，尽快改变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上项目、搞基建投资的老模式，让宏观调控应尽快转向以稳消费为主导的决策和行为模式。 　　推动疫后经济复苏，新基建概念大于实质 　　传统基建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铁公机、核高基这样的基本建设，已经搞了几十年；所谓新基建，从一提出来到现在始终是充满争议的：一来“新基建”中真正能落地的项目并不多，在投资的拉动作用从规模上看也无法替代老基建；二来新基建不像铁路、公路、机场等老基建具有毫无争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而是更多的商业属性，大部分应该由企业来投资。 　　以最具有共识的新基建投资5G基站建设为例，5G基站建设虽然需要政府支持，但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比如中国移动、等三大运营商，因为5G基站的运营主体应该是这些企业，而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年初三大运营商计划的5G基站投资约1800亿元，考虑到疫情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全年投资规模有可能达2000亿元以上。 　　新基建另一个比较有共识的领域是数据中心建设。不论企业、个人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不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大部分都是租用企业的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存储和运营管理。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由谁来建设？在中国，除了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之外，阿里、腾讯等大企业都有自己投资建设的数据中心，此外还有万国数据、、、等龙头公司的数据中心。主要服务于企业或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贵州、河南等地方政府对在大数据中心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多扶持政策，包括建设用地优惠、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人才优惠等，即便有些国有出资，也是以国有企业的方式参与建设，总体来说大数据建设作为新基金的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投资运营都遵循市场化原则，与传统的铁公基等老基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政府投资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据测算2020年有望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再次是新能源充电桩，有人比喻它有点像加油站，那么加油站是政府出资建设的还是强企业投资建设的？答案一目了然，政府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但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还是要更多地取决于其商业属性。从规模上看，新能源充电桩只有一、两百亿的投资规模，比前两者的投资拉动作用更小。 　　总体来看，5G基站、数据中心，加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也就是不到7000亿的投资规模，而一季度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2.83万亿人民币，二季度也超过1万亿，即便按照“六稳”、“六保”的底线思维，稳增长也可能需要5万亿以上的扩大内需规模。这么大的需求缺口，单靠上述几千亿的新基建来对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新基建的理念、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农业时代有农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时代有工业化、城镇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今新经济增长越来越快，的确需要一些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过概念归概念，实践归实践，对于真实的增长结构和各自的作用，还是要有比较现实的科学认知。 　　专项债项目难寻，投资拉动已过时 　　一部分打着新基建的旗号的所谓新基建，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比如有人把高铁、核电、特高压也叫作“新基建”，其实这已经不是新基建了。在过去十几年里，每次启动稳增长，都是核电、高铁、特高压，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作为老基建的一部分，高铁、核电、特高压的投资空间和边际乘数效应也在递减。 　　那么，从今年扩大内需所需的几万亿投资规模而言，仍然以传统的老基建为主导行不行呢？ 　　首先，老基建中也确实有一部分适合当前来扩大内需，比如东部地区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饱和了，但地下管网建设、排水设施、环保等方面还是有空间的，公共卫生设施投资还是有空间的。西部地区也可以进一步扩大部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投资，但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需求，在西部地广人稀的地方建太密集的高速公路，其实很浪费。可以考虑开通一些民用通航可能更合适。那么民用通航我们能不能放开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政策问题了。 　　然而，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已经不同于十几年前，投资已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9年，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年内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额比重只有31%，而消费在GDP占比已近60%。此时若再想通过扩大老基建，让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无异于刻舟求剑，在实践中必然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总理才会在两会后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 　　总理还说，重视消费的拉松作用也并不意味这不重视投资。正因为如此，今年在2019年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6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然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前期地方专项债发行节奏过快，已经出现了项目弄虚作假、申报粗制滥造、评审形式主义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时间短、项目储备不充分，根本上还是由于老基建大部分已经饱和、新基建项目不足，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这各级地方政府想拿钱、但专项债合适的项目难寻的问题，这也从微观上反映出再靠投资拉动已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特征。 　　何不向6亿月收入千元以下的居民发消费券？ 　　既然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那么消费的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很多人曾期待以疫情结束后有报复性消费的来临，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开玩笑说“我不想报复性消费，我想报复性涨工资，可以吗？” 　　毫无疑问，消费首先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了，消费就会增长。那么我们有多少措施是真正能够提高居民收入的呢？如果长期收入增长不能靠政策刺激，那么向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难道不是很好的短期刺激消费措施吗？既然我们知道有6亿中国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那么向这些公民发放1.2万亿消费券，所费还不及今年专项债规模的1/3，平均每人可得两千元，每个这样的家庭6000-10000元，刺激消费、稳增长、保民生的效果难道不比同样花费1.2万亿挖空心思去搞那些已经找不到项目的基建投资效果更好吗？ 　　消费还是利率的函数。因为“居民收入=储蓄+消费”，如果决策者向刺激消费，那就想办法降低储蓄率。如何降低储蓄呢？毫无疑问是降息。但是为什么欧美都大幅降息，而唯独中国货币决策者不降息呢？不降息不是鼓励储蓄吗？不是保护中高收入者利益吗？既然货币政策实际上在鼓励储蓄，还幻想什么消费报复性增长呢？ 　　最后，消费还时“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类似于十几年前的家电下乡，就曾极大地提高了居民对该类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今老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提高、增长空间最大的莫过于两大新消费方向：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去年大概是3.7亿部，最高峰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出货数是4.65亿部。今年正值5G手机更新换代，若给一个比较大的补贴，比如一个手机补贴1000块钱，可新增一亿部以上手机消费，直接带动5000亿以上的新增消费，间接带动万亿以上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又比如新能源汽车，正值产业化的起点，若能给新能源汽车一个比较大的补贴，也可带来万亿规模的新消费增长。 　　总之，既然已经认识到消费在GDP增长中占了60%，且刺激消费受益的都是，就应该尽快调整决策机制，改变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设置，尽快逐步撤销各级审批投资项目的决策部门，转变为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的执行部门，只要消费券主要发给中低收入者，消费补贴主要指向有增长弹性的新消费，让老消费稳步增长，新消费快速增长，以消费带动增长和就业，就能真正实现“六稳”和“六保”，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