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历史地位

编者按：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与西方相互交流和碰撞的时期。通常人们更多关注西方科技、文化和宗教如何陆续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中国对西方的文化传播却很少触及。在今天的推送文章中，陈支平教授提出明代中后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两个层面和两种途径，明代中后期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黄金时期。 编者：之乎 作者简介 陈支平（1952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专著有《史学水龙头集》 、《虚室止止集》、《台湾文献与史实钩沉》、《史学碎想录》、《历史学的困惑》、《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等，主编《台湾文献汇刊》、《台海文献汇刊》、《闽台族谱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等大型资料丛书。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历史地位 陈支平 提 要： 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与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碰撞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态势。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到明代科技成就是如何的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而很少涉及中国文化也在这一国际碰撞的过程中向西方传播。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两个层面与两种途径，即由西方传教士及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到欧洲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而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传播途径，实际上成了十八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主流渠道。关键词： 明代 文化交流 对外传播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们在探寻促进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进步有着更大影响力之道的同时，也感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式微。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以及这种碰撞与交流的历史走向和经验教训，无疑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从而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明代的历史地位，有所裨益。 01 我曾经在《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该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把中国明代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明代历史是中国历史从“区域史”迈进“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明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互交融的新篇章。具体地讲，这个“世界史”形成的时期，就是公元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也正是中国的明代时期。明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恢复并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晚期发展阶段。也是在这个时期，中世纪的欧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与中国航海势力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相遇，使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了。这些与以前历代王朝不同的境遇，造就了明代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变的时代风貌。 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激烈变动及其与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碰撞过程中，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态势。虽然说，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主要局限在亚洲的相邻国家，对于欧洲等西方国家的影响，极其间接且相对薄弱。但是到了明代，情景就不一样了。双方不仅在贸易经济上产生了直接并且带有一定对抗性的交往，而且由于西方大批耶稣会士的东来，在文化领域也产生了直接的交往。 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的一般明史通史教科书中，人们更多谈到的是明代的科技成就是如何的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而很少涉及中国文化也在这一国际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向西方传播的。固然，明代中叶之后，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西方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也日渐向外传播。而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所引起的传统商品扩大再生产和改革工艺的要求，迫切期待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总结。欧洲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科技，如天文、历算、火器铸造技术、机械原理、水利、建筑、地图测绘等等，又以其新奇和实际应用刺激了讲究实学的士大夫的求知欲望。在这双重因素的交互推动下，出现了一股追求科技知识的新潮，产生一次小型的“科学革命”[ 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7—432页。]。这种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变化，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直接碰撞和交融的初步成果，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在面对新的世界格局调整的过程中，是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来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展开交流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西方耶稣会士的东来，是带着传教目的的。传教士对于所谓“异教徒”的文化，往往带有某种程度的蔑视心态。但是在较为开放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面前，这批西方耶稣会士们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少有人用轻视的眼光来对待中国文化。由于有了这种较为平等的文化比较心态，明代后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在一部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协助下，开始较为系统地从事向欧洲译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先驱利玛窦所撰中国札记以丰富的资料，向西方“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英译者序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金尼阁于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将《大学》译成拉丁文，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出版。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人还编译《中国之哲学家孔夫子》一书，该书在巴黎出版后，风靡西方世界。殷铎泽还翻译了《中庸》，取名《中国之政治道德学》。此外，还有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批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25—728页。又王杰、冯建辉：《欧洲启蒙主义者是如何取儒家思想的》，载《北京日报》，2007年8月13日。] 在这种较为平等心态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中，中国的文化在西方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据说到了17—18世纪欧洲哲学与政治启蒙运动的时候，欧洲的一部分哲学家以及政治家和文人，一度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历程，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明代中后期以至明末清初，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黄金时期。而这种黄金时期的出现，正是建立在明代社会应对世界变化所持有的包容开放态势的基础之上的。 02 研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史的学者，更多地把这种文化传播局限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文化之上。事实上，仅仅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是远远不能涵盖明代文化对外传播的固有面貌的。我以为，明代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至少还应该包含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对外传播。 明代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变迁的重要转折时期。十六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剌加、吕宋为根据地，逐渐伸张势力于中国的沿海。这些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伴随着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萌动着突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犯禁走出国门，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于是从明代中叶以降，中国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地为当时转口贸易的重要据点。他们把内地的各种商品，其大宗者有生丝、丝织品、瓷器、白糖、果品、鹿皮以及各种日用珍玩等，运销海外，而换取大量白银以及胡椒，苏木、香料等回国出售。由于当时的欧洲商人已经染指于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东西方争夺东南亚贸易权的竞争。中国的沿海商人，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扩展势力于海外各地。 明代中后期不仅是中国的商人们积极进取应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时期，而且还随着这种碰撞交融的深化，中国的对外移民也形成了一种常态的趋向。我曾接触过许多福建沿海地区的民间族谱，其中记载的从明代中期开始向海外移民的资料不在少数。这里仅举一部族谱为例，就足以说明当时沿海商民向外移民的一般情景。 石狮市的《容卿蔡氏族谱》：八世正晓，讳日明，生嘉靖癸亥年(1563)十月初二日，万历癸卯年(1603)十月初七日卒于吕宋。正施，讳一恕，生万历壬午年(1582)十月初三日，卒口口戊午年十月初九日，殁于吕宋。九世景道，生口口丙申年正月初一日，卒崇祯己卯年(1639)十一月初九日，在吕宋。娶永宁干氏。景辉，生万历壬辰(1592)八月初八日，卒失详，殁在吕宋。景夫，生万历乙未年(1595)二月初三日，卒口口戊辰年四月十五日，殁在吕宋。景进，生万历癸未年(1583)十一月廿六日，卒失详，殁在吕宋。十世茂甫，生万历辛卯年(1591)正月初六日，卒于吕宋口口年六月十四日。申甫，讳廷绅，号拱北，生万历庚寅年(1590)二月廿八日，卒崇祯己卯年(1639)十_月初九日，在吕宋。康甫，生万历乙巳年(1605)十二月廿一日，卒口口己卯年十一月初九日，在吕宋。实甫，生万历丙子年(1576)四月十五日，万历丁未(1607)十二月十五日卒于吕宋。觐夫，生万历乙酉年(1585)六月廿五日，卒于吕宋，懋琰，生万历癸卯年(1603)十二月初三日，卒口口己卯年十一月初九日，殁在吕宋。安甫，生万历戊申年（1608)九月十二日，卒失详，殁在吕宋。节甫，讳光宁寞，生万历庚寅年(1590)四月廿七日，卒口口年二月廿九日，没在吕宋。口甫，讳廷梓，生万历庚戌年(1610)三月初七日，崇祯己卯年(1639)十一月初九日卒于吕宋。延甫，生万历丁丑年(1577)七月初四日，卒万历丁未年(1607)四月初六日，在吕宋。西甫，生万历己未年(1619)四月十一日，在吕宋卒，不知年月。聚甫，讳克萃，生卒失详，卒于吕宋。璋甫，生万历壬辰年(1592)正月初一日，卒在吕宋。平甫，生天启癸亥年(1623)闰十月廿六日，顺治丁酉年(1657)三月初十日卒于吕宋。十一世鸿极，生万历甲寅年(1614)十月十四日，卒吕宋。鸿嘉，生万历庚子年(1600)十二月廿二日，卒天启丁卯年(1627)二月廿二日，卒吕宋。鸿远，生万历癸巳年(1593)十月初八日，卒崇祯己卯年(1639)七月初八日，在吕宋。鸿敬，生万历壬寅年(1602)九月初八日，卒失详，殁于吕宋。鸿兖，生崇祯癸酉年(1633)十月初一日，卒失详，殁在吕宋。鸿口，讳维岳，生天启乙丑(1625)正月片八日，卒吕宋……[ 石狮市的《容卿蔡氏族谱》扫描本现藏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料库。该族谱修撰时间不详，大约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石狮市原属明代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容卿即今石狮市灵秀镇境内。] 类似的记载在福建等沿海地区的民间文献中可谓不胜枚举。从以上引用的这些民间族谱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向海外移民人数较多的家族，基本上是处于明代私人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地带，家族成员向海外移民，往往是父子辈、兄弟辈相互连带的。当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进抵菲律宾群岛并构建了以马尼拉城为中心的殖民据点后，积极开展与东亚各国贸易，采取吸引华商前来贸易的政策，前往菲岛的华商日渐增多，其中不少人定居下来。据当时明代福建官员的描述：“我民往贩吕宋，中多无赖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万人。”[ 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洋列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1页。]有的记载则称这些沿海商民，“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三》，广雅书局光绪26年刊本，第13册。]至于明代后期聚居在马尼拉的华人，据1574年西人Hernando Riquel 写道：“中国人每年继续扩大他们的商业，提供给我们许多物品，如糖，小麦，面粉，胡桃，葡萄干，梨，柑桔，丝绸，瓷器，铁器，以及其它我们在这个岛上所缺乏的小型物品。”[ Alfonso Felix, Jr., 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Volume I, Manila、Bombay and New York: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p.21.此资料由张先清教授提供，特此致谢。]此外，一部分华人还从事建筑、裁缝、印刷等各类手工劳作，一部分人则开设商铺、饭馆、药铺，行医等。[ 关于早期华人在马尼拉的社会生活，见李毓中、季铁生：《图像与历史：西班牙古地图与古画呈现的菲律宾华人生活（1571-1800）》，刘序枫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第437—477页。] 这种带有家族、乡族连带关系的海外移民，必然促使他们在海外新的聚居地，较多地保留着祖家的生活方式。于是，家族聚居、乡族聚居的延续，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风尚习俗与方言的保存，文化教育与艺能娱乐偏好的追求，都随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言传身教，艰难存继，而得到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由民间传播于海外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逐渐在海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象征。因此，我们在回顾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明代后期向西方传播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明代中后期以来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对外传播的文化作用及其意义。 03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两个层面与两种途径，即由西方传教士及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到欧洲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文明格局的变化，这两种文化传播层面与途径，并没有殊途同归，形成合力，而是经历了不同的艰辛挣扎的发展历程。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对外传播，经历了明清易代之后，其开放的局面，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清代中期，政府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逐渐采取压制的态势。在这种保守封闭的政策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已经在西方社会牢固树立。欧洲一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也逐渐失去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平等的敬畏之心，延至近代，虽然说仍然有一小部分中外学人继续从事着中国文化经典的对外翻译介绍工作，但是在绝大部分西方人士的眼里，所谓的中华文化，只能是落后民族的低等文化。尽管他们的先哲们，也许在不同的领域提及并且赞美过中国的儒家思想，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也没有多少人肯于承认他们的高度文明思想，跟远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什么样的瓜葛。时过境迁，从十九世纪以后，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其对外传播的作用日益衰微。 反观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这一途径，则相对的通畅一些。清代政府虽然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但是对于海外贸易，一方面是相对宽容，另一方面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禁止。在这种情景之下，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和移民的活动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在向海外移民方面，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网络化，其数量及所涉及的地域均比以往有所增长。到了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向外移民的足迹，已经深入到亚洲之外的欧洲和美洲各地，甚至于非洲。 如前所述，中国沿海商民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保留和传承其在祖籍的生活方式。于是，经过数百年来中华海外移民的艰难挣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特征而又不可替代的“唐人街”、“中国城”。我们走遍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其充满着中华文化浓郁气息的建构与特征，几乎都是一致性的。这种一致性的建构与特征，正显示了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与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一般西方人眼里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就是等同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了。即使是到了今天，遍布在海外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依然在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这一重要桥梁纽带的形成与发展，是由明代社会奠基起来的。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考察明代社会，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文化传播途径，实际上成了十八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主流渠道。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于明代历史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不能不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崭新体会。 原文载《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页下注改为文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