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夸大的中美金牌战, 恰恰掩盖中国体育的惟一出路？ ｜ 文化纵横

✪ 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 【导读】今天，奥运圣火徐徐熄灭，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从奥运会初期中国网民对08北京奥运的“回忆杀”，到奥运中后期中美奖牌榜争夺的“白热化”，疫情之下这届奥运会的竞技性与观赏性依旧不减，彰显了人类直面苦难的乐观与坚韧。这其中，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变化引发高度关注：老一代运动员屡创佳绩，新生代运动员崭露头角，非传统优势项目取得重要突破，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撬动作用初现。不少人认为，这反映出“兵败里约”之后，中国体育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全球体育市场、国际体育政治与大众体育需求的三重变化，对体育发展目标与模式提出了新问题与新挑战。随着中国步入“后金牌时代”，体育与金牌的民族主义叙事渐隐，大众体育对高质量体育发展的需求，成为体育发展的真正动力。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要对举国体制与全球体育市场、国际体育政治以及大众体育需求不适应、不匹配与不协调的部分进行结构性调整，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三种积极性，打造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共同发展的高质量循环体系，真正实现“藏冠于民”的发展目标。这就不仅仅需要保持并扩大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更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体育公共产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孵化培育健康的体育社会组织，实现从“奥运争光”向体育国际主义的真正转变。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政策观察”特稿，由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创，原题为《“藏冠于民”：“后金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藏冠于民”：“后金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 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幕。作为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一场奥运会，主办国与各参与国的备战体系、管理体系与组织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是，这场奥运会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一方面，奥运会在考验人类面对重大灾难时的制度与精神韧性；另一方面，奥运会是世界体系、主权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演变的完美投射，它将趋势性因素与偶然性因素高度统一在一起。 ▍首场奥运会：变与不变 在新冠疫情仍旧肆虐全球的当下，东京奥运会确实牵绊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总体而言，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逐步消解，本届奥运会仍呈现出较高的竞技性与观赏性。 日本民众对奥运的态度在发生积极变化。在奥运会开幕之前，近80%的日本民众希望再度延迟甚至取消奥运会。但随着赛程推进，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态度有所软化。有论者言，在因日美《安保协议》而产生了严重分裂的社会背景下，奥运会将日本的人心凝聚了起来。更多的人希望通过奥运会重新树立经历大地震与新冠大流行之后的“新日本”形象。 运动员与社会力量对体育精神的不懈追求。2020年4月，一段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佩蒂（Adam Peaty）在自家小型游泳池训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甚广。当时，英国政府启动全国封锁不足一月。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佩蒂不仅购入了大量健身器材，同时还拥有了自己的小型游泳池训练场以尽可能减少疫情对奥运备战的影响。在东京奥运会上，佩蒂一举获得了男子100米蛙泳金牌，并带领英国游泳队摘取了男子4×100 米混合泳接力赛银牌。 美国优势运动成绩的下滑。自2020年中以来，美国一直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疫情同时波及运动员群体。7月29日，美国撑杆跳高名将山姆·肯德里克斯（SamKendricks）即以病毒阳性原因退出比赛。田径、游泳项目的结构性断裂是美国成绩下滑的关键原因。以游泳项目为例，美国队的统治力明显下滑，仅获得11块金牌，而在上两届奥运会上，这一数字是“16”。美国成绩的下滑绝非仅由疫情导致，其国内田径、游泳项目资源吸附能力相对弱化所带来的人才结构失衡是内因，而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牙买加、波兰、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肯尼亚等国，在田径、游泳训练科学化与标准化以群雄并起的姿态冲击项目优势地位因素才是背后主因。 疫情之下，奥运会依然精彩，仍有众多世界纪录与赛会纪录被不断突破。比如，格鲁吉亚举重选手拉沙·塔哈拉泽（Lasha Talakhadze）创下6项新纪录。美国亚裔体操运动员李苏妮（Sunisa Lee）在父亲瘫痪、亲人感染新冠去世的背景下，从手工制作的平衡木起步，获得了女子体操全能决赛冠军。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疫情之下，体育语言所传达的精神内质更为丰富。 ▍中国成绩折射体育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奥运军团”的东京亮相，将疫后重生的中国形象积极呈现给世界，每一位运动员都是行走的中国故事。舆论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巨大突破充分展示了里约奥运之后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一）新生代运动员的崛起 中国奥运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5.4岁，95后运动员近60%。“爱吃辣条”的14岁小将全红婵夺取了女子10米台跳水冠军，“学霸”运动员杨倩稳摘本届奥运会首金。新一代运动员不仅能够适应视频社会的公共表达方式，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展现自信、开放、坚韧的新形象，同时能够驾驭复杂条件下的国际交往。无疑，新生代运动员的崛起得益于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奥运选拔机制。越来越多的奥运冠军来自名校，逐步突破了“业余体校-体校-省队-国家队”单一选拔机制，也为更深入地体教融合与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实践支撑。 （二）非传统优势运动项目的突破 中国代表团在巩固举重、跳水、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在田径、游泳、赛艇等项目中有长足进步。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晋级决赛，创造了新的亚洲田径历史。巩立姣获得了中国田径东京奥运的“第一冠”，刘诗颖也获得首枚奥运会标枪金牌，她们都创造了历史。非传统优势运动项目的突破，在于我国顺应全球体育市场的最新变化，以“引进来，走出去”作为核心战略。一方面，引进国际顶级教练与科学训练体系，采用最前沿的运动人体科学为运动员赋能；另一方面，推动运动员“以赛代练”，“以接力促单项”，不断突破个人能力极限。体育科技、运动科学与团队合作是打破体育运动“人种论”的制胜法宝。 （三）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撬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的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处于“双轨运行”的状态。竞技体育以“奥运争光”为指示器，与大众体育缺乏有效衔接，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引领作用不够充分，中国体育发展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类似于经济上“高外贸依存度、内循环不畅”的特征。东京奥运会是全面推开运动项目“协会化”改革的第一届奥运会。尽管社会办体育仍旧有众多障碍，但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撬动作用已初步显现。近年来，随着中国马拉松运动如火如荼，社会大众从观赛者转变为参与者，专业的跑步训练知识和技能正在得到普及；随着健身热潮的兴起，类似吕小军这样的举重运动员，也不仅仅只是“为国争光”的冠军，而是转变为“跨圈”的“军神”；随着游泳、赛艇等项目的消费门槛不断被中国民众所触及，张雨霏等新一代运动员也将充分激励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青少年。 总体而言，中国军团的突破是包括奥运备战改革、运动项目管理改革、后备人才改革、体教融合改革在内的“体育强国”战略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体育强国建设依然面临国际国内的重大结构性挑战。 ▍“后金牌时代”中国体育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挑战 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一路领先，但也要看到，中国已逐步进入“后金牌时代”，我们不再需要用金牌证明自己的实力。“后金牌时代”奥运奖牌的民族主义叙事逐渐淡化，奥运故事开始回归到体育本身，大众体育的旺盛需求正在转化为体育发展的真正动力，体育发展模式需要应时而动，回应大众对优质体育的发展需求。但是，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疫情之下的国际体育交往面临众多挑战，它既需要通过体育交往展示人类不竭的生命动能，又需要应对全球体育市场与国际体育政治的发展困境。 （一）全球体育市场深刻演变 在疫情来临之前，国际体育领域已展现出全球体育市场与国际体育政治的新动向。全球体育市场是在全球化进入深水区之后，基于体育产业及其生产与消费要素的全球流动而形成的具有资源吸附、消耗与转化能力的多主体、宽领域、全球性统一市场。全球体育市场将进一步促进资源与组织的跨国流动，使得体育的国际竞争方式更加多元，使得竞技体育所承载的国家形象、政治内涵与价值理念也发生相应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田径与游泳成绩的结构性断裂正是全球体育市场冲击的结果。其一，优秀运动员与教练员的跨境流动时有发生，田径与游泳领域人才流失严重；其二，职业体育不断转向全球化运营，优势项目的资源吸附效应被急剧放大，北美职业联赛体系对田径、游泳等领域的“虹吸”效应明显；其三，田径、游泳等项目的资源再生产能力与造血能力不足，加剧了优势资源向其他项目的反向集中。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体育市场竞争背景下，依旧保持奥运实力的增长，其关键动因在于奥运备战计划对体育市场的“跨领域”与“逆周期”性调节。但是，我国体育发展的社会化与市场化水平仍旧无法完全适应全球体育市场的未来趋势。受疫情影响，这一趋势本身还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协调的体育发展机制，以应对全球体育市场极其不确定性的挑战。 （二）国际体育政治加速调整 在体育全球化与疫情所引发的“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育在“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之间浮沉消隐。其一，国际体育政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零和博弈和竞争逻辑，更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秩序，但是其也时常受极端民族主义的裹挟；其二，国际体育组织和大型国际体育商业组织将发挥更重要作用，并不断左右新的利益格局；其三，国际体育政治的国家性和全球化同时存在，主权国家不仅需要参与体育竞技和市场竞争，同时需要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体育事务，推动更具普遍性的国际秩序建设。因此，我国更需要保持对国际体育政治的敏感性，积极主动树立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不断增强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 （三）“后金牌时代”亟需体育发展模式更化 举国体制是“奥运争光”计划的体系支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众体育缺乏对奥运项目必要支撑的情况下，我国不得不集中力量对若干运动项目进行攻关或采取差异化竞争的策略，取得奥运奖牌的战略突破。当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具备了支持奥运发展的经济条件与组织条件。更重要的是，我国需要以良好的奥运成绩对外塑造开放的国际形象，对内凝聚改革创新的民族精神。但是，伴随我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原有的举国体制无法回应不断增长的的大众体育内生需求。近10年来，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不断上升，到2019年已接近4.4亿。体育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据测算，2020年体育消费已接近1.5万亿。大众体育需要与竞技体育形成互动。 “去举国体制”并非是“后金牌时代”的最佳选择。近年来，国内外对体育发展举国体制的反思之声不绝于耳。举国体制所带来的项目不均衡、目标不均衡、效率不均衡等问题确实突出，我国的人均金牌比与奖牌比距离体育强国依旧有很大差距。但是，举国体制的改革并非是“去”或“不去”的问题，而是“新”与“旧”的问题。 其一，就国际竞技体育发展现状而言，英国、日本等传统体育强国通过各具特色的奥运金牌计划不断刷新竞技体育发展格局，使得我国竞技体育比较优势有缩小趋势； 其二，就运动项目管理体制而言，德国、法国等国采取“政府+社会”模式，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和项目发展趋势，由政府扮演监管者角色，各运动项目进行差异化自治，形成民主共治、行业自律、监管有力的良性格局； 其三，就“后金牌时代”的发展目标与特征而言，“后金牌”绝非“去金牌”，在全球体育市场背景下，我们既需要顺应体育全球化潮流，同时需要进行必要的“逆周期”调节，更重要的是以竞技体育撬动大众体育的发展； 其四，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数量与质量不足，体育发展仍然面临“协会化”改革困境，综合性体育服务能力不足，体育发展模式的更化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之下整体推进。 对照体育强国发展战略，我国体育发展目标可以进一步化约为： 稳定并不断扩大我国在奥运会等国际竞技体育赛事中的优势地位。形成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良性互动，以大众体育擎托竞技体育，以竞技体育引领大众体育。 ▍“藏冠于民”：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发展循环 “后金牌时代”需要构筑由大众体育、职业体育与竞技体育构成的发展金字塔，以社会化与市场化的力量撬动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的发展。建构“政府强”“社会大”“市场优”的体育发展新格局。“藏冠于民”应该成为下一步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即以强大的社会基础、优质的竞赛体系、开放的选材机制擎托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形成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保持并扩大竞技体育发展优势 现有的竞技体育资源可能需要面临重组，但是资源重新组合的目标不在于重建单位化的运动组织，而在于在运动员的培养、选拔、管理，运动项目的发展和管理方面，发挥好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各自优势，促进两种机制的有效结合。对于一些市场化潜力较为有限的传统奥运项目继续保持国家投入，并尝试推动退役运动员转型为具有专业性的体育健身行业教练机制，以国家认证保证其技能的大众接受度；对于一些市场化潜力较大的项目，从运动员的选拔，运动项目的发展和管理，运动成绩的认定和收益分配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市场性与国家性的融合机制。 （二）提供优质体育公共产品 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体育科研并提供社会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必要公共产品。一方面，需要加大投入，为公众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体育设施；另一方面，需要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在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社区规划方面出台指导性标准，加入体育公共设施建设指标；再者，国家要在教育领域进行政策和资源引导，促进体育教育的充分和健康发展，推进体教融合的实质性进展，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渠道。 （三）孵化扶持体育协会发展 现代体育在西欧的起源即是以社会为母体的。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德国形成了以社区为单位的体育组织发展模式，美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校社团发展模式。无论何种模式，体育强国需要优质的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支撑。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一方面推进体育协会社会化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使其更好地发挥体育运动的指导与扶持作用，助力全民健身战略与健康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化体育协会与民间自发体育社团以及俱乐部的职能，实现社会化体育发展的逻辑一贯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形成社会办体育的良性循环。 在我国，社会化的体育协会还需扮演孵化与培育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重要角色，其一，推进协会治理现代化，形成高效的资源协调体系，推进体育民间社团的自治能力建设；其二，协调政府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与市场主体参与体育社会化发展的行为，为体育社会化进程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其三，助推中国顶级赛事IP的打造与运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赛事体系。 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单项体育协会可以更多地为相关体育产业提供技术标准与认证，参与市场标准制定，并增强对体育市场信息分析研判与驾驭市场的能力。探索打破行业垄断新机制，激发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探索单项体育协会“容错”机制，相对放开管理，不断增强参与社会与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夯实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真正实现“藏冠于民”。 （四）从“奥运争光”到体育国际主义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全球性危机的解决都需要全球协作，然而，观念认知和局部利益的分裂却也不断为全球协作制造障碍，以美国为代表的势力不断挑动事端和舆论，力图在国际格局中制造“围堵中国”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秩序。可以预见，此种浪潮也会深刻影响到国际竞技体育领域。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已经被普遍认可，但是对中国疑虑和担忧在国际社会也在加剧。体育是一种“无声的政治”，正像奥运会不容许运动员和代表队做出输出独特的政治表达，但奥运会背后体现的深层次政治却无处不在——国家实力的展现、国际关系的调整、世界性价值观的塑造和输出，这些“深层次”政治的表达和实现，超过或区别于单一主权国家内部政治的运行逻辑，也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努力探索的实践方向。 未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展示中国开放、包容、自信的对外文化形象。更加关注如何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关注如何从宏大民族叙事中间，寻找到精准恰切的个体体育形象，向世界展现开放悦纳的中国代表团与中国运动员形象。更加关注国际赛事的对外交流功能，重视基于个体运动员的对外文化交流，展现当代中国运动员开放、真诚、自信的国际形象，使得竞赛叙事更多关注运动员本身的发展与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注重对国际体育规则以及国际体育组织的深度参与，形成基于体育交流、价值沟通以及文化融合为基础的国际体育合作方式，构建基于全面发展、和平发展的体育国际主义，向全球体育市场进行更多体育公共产品输出，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体育政治家。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政策观察”特稿，由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创，原题为《“藏冠于民”：“后金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