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移民哪国跨越大西洋的悲歌与呐喊

　　美国黑人传奇歌手史蒂夫·旺德在74岁生日那天，收到一份特别礼物。 　　2024年5月13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总统府，他接过总统阿库福-阿多亲手颁发的加纳公民身份证书。 　　“当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我曾经来过。”谈起自己在非洲的根，这位在美国出生成长的老人饱含深情。 　　1619年，首批有记录可查的非洲奴隶被贩运到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现美国弗吉尼亚州）。400年后的2019年，加纳政府启动“回归之年”计划，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后裔踏上故土，找寻与祖先的联系。 　　加纳所处的大西洋海岸，曾是无数非洲奴隶离开家园前的停留之所。这片奴隶们的伤心地，后来成为非洲独立运动和泛非主义的发源地。独立运动领袖克瓦米·恩克鲁玛带领加纳成为首个摆脱殖民统治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掀起非洲大陆反殖民浪潮，并在泛非主义旗帜下共同创立非洲统一组织——现非洲联盟的前身。 　　今天，非洲各国团结自强，为了这片大陆的发展振兴，在一体化道路上奋力前行。 “他们唱圣歌时一定会听见奴隶的哭喊” 　　海风猎猎，一座三角形石制堡垒依势建在加纳中部省海岸角市海边。临海的城墙上，一排黑色加农炮静静伫立，面向浪花奔涌的大西洋。 　　“这座雄伟建筑背后的故事令人心碎。”导游罗伯特·门萨在这座奴隶堡工作了18年。据他介绍，欧洲人在西非海岸线上修建了60多座类似的城堡，其中有40多座在加纳，这些城堡当年被西方人用于开展奴隶贸易转运。 　　门萨说，欧洲人15世纪中叶来到几内亚湾，他们用获取的商品为地区取名，加纳被冠以“黄金海岸”的名字，科特迪瓦是“象牙海岸”，现在的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部分地区则是“奴隶海岸”。 　　在金钱财富驱使下，欧洲人在美洲大陆和西印度群岛建立起殖民地，种植烟草、棉花、甘蔗等作物，并攫取当地的金银矿藏。当地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殖民者的屠戮和折磨下锐减，而种植和采矿又需要大量劳动力，欧洲人于是把目光转向非洲。 　　在政府鼓励下，欧洲商人开始进行大规模奴隶买卖，拉开了被马克思称为“贩卖人类血肉”的“三角贸易”的序幕。 　　奴隶贩子们从欧洲出发，满载着酒、织物和枪炮等商品前往西非。他们打着交易的旗号诱骗当地人踏上前往美洲的贩奴船，经过六至十周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后，最终抵达美洲。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奴隶们被高价卖给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奴隶贩子们则带着换来的农矿产品回到欧洲。“欧洲-非洲-美洲-欧洲”——这个三角形航程让欧洲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利润最丰厚的就是奴隶贩卖。 　　海岸角奴隶堡是诸多城堡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最早由瑞典人修建，几经辗转后落入英国人手中。 　　“这里关押的奴隶不仅来自加纳，还来自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地。”门萨带着记者走向关押奴隶的地牢。地牢内阴暗潮湿，石墙上仅有一个巴掌大小的窗子透进些许光线。这样的地牢共有五间，每间都要挤进150至200名奴隶。他们戴着镣铐蹲坐，通常被关上数周甚至数月，直到贩奴船抵岸。 　　“他们在这里吃饭、睡觉、排泄。”门萨说。奴隶们在排泄物、呕吐物、血液和各种污物中生存，疾病迅速传播，“很多人死在这里，他们的尸体连同一些尚未断气的奴隶一起被抛入海中”。 　　地牢上方是一座小教堂，紧挨教堂入口处有一方天窗，方便西方殖民者监视。“他们唱圣歌时一定会听见奴隶的哭喊，”门萨激动地说，“他们在这里贩卖人口，还在这里祈祷！” 　　贩奴船到来后，活下来的奴隶们像牛马一样被赶出地牢，穿过这座城堡的“不归之门”，踏上一段生死未卜的险途。 　　美国作家约翰·斯皮尔斯在《美洲奴隶贸易：起源、繁荣与终结》中写道：为了装下更多奴隶，奴隶贩子们穷尽“聪明才智”，比如将男性奴隶两人一组用脚镣锁住，让他们平躺或侧卧在低矮闷热的货舱内，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难以动弹。 　　航程漫漫，风高浪急，勉强活命的食物、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随之而来的疾病，导致奴隶在运输途中的死亡率约为15%。在奴隶贩子眼中，奴隶是“货物”，当船上出现饮用水和食物短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奴隶扔入大海，返程后再以“为确保船只安全被迫丢弃货物减重”为由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加勒比共同体常驻联合国代表米苏丽·舍曼-彼得表示，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400多年间，有1200万至2000万非洲人从世代生息的家园被掳走为奴。 “让他们劳作到死后再买新的更划算” 　　从加纳海岸角奴隶堡出发，沿海岸线向东行约450公里，贝宁维达古城的沙滩上矗立着又一座被称为“不归之门”的宏伟拱门，纪念从此地被贩卖至美洲的奴隶。 　　维达古城是几内亚湾“奴隶海岸”的一部分。“不归之门”是这里一条长达4公里的“奴隶之路”的终点，而起点是被称为“查查广场”的奴隶拍卖地。 　　“一门加农炮可以换15个男奴隶或21个女奴隶。”20岁的贝宁导游埃斯佩罗·德索萨指着广场旁的加农炮说。埃斯佩罗是奴隶贸易时期维达“总督”弗朗西斯科·费利克斯·德索萨的后裔。 　　这位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维达“总督”是当时著名的奴隶贩子，“查查”是他的别称。在其统治下，面向巴西的奴隶贸易在这里发展迅速。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登陆巴西。这里土地广阔、物产富饶，堪比天堂的环境令葡萄牙殖民者感觉仿佛发现了“伊甸园”。葡萄牙人将精力投入到甘蔗种植中，生产当时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的蔗糖。 　　当殖民者试图在巴西大规模开垦甘蔗园时，残酷的劳役制度以及来自欧洲的各种细菌病毒导致原住民人口骤减。甘蔗种植带来的巨额利润催生了种植园主对非洲奴隶的“偏好”。在殖民者看来，非洲人对从欧洲传入的疾病有一定抵抗力，而且远离故土，缺乏社会联系，更容易被控制。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赖因哈德在《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一书中写道，巴西殖民地一家名为“塞尔希培”的甘蔗种植园的园工中，非洲人1574年仅占7%，1591年已占37%，这一比例到1638年达到100%。另据记载，到1630年，已有约17万名非洲奴隶抵达巴西，甘蔗基本上成了“黑奴作物”。 　　美国作家莉萨·琳赛在《海上囚徒：奴隶贸易四百年》一书中写道：“这些甘蔗种植园只顾效率，惨无人道。在收割季节，奴隶们白天要在甘蔗地里辛苦劳作，晚上还要到工厂劳动，孕妇直到分娩前还在砍甘蔗……种植园主认为，相比于提供有利繁衍的环境，让他们劳作到死后再买新的更划算。” 　　据统计，从16世纪至19世纪，葡萄牙向巴西运输奴隶约550万人，奴隶逐渐成为巴西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今天的巴西依然可见奴隶贸易留下的印记。瓦隆古码头遗址矗立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这一始建于18世纪末的码头是当时非洲黑奴登陆巴西的主要地点。1811年至1831年间，上百万黑奴从这里进入巴西。2017年，瓦隆古码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里约热内卢港口区附近有一片被称为“小非洲”的非洲裔移民聚集区。每周一和周五，四五个乐手兼歌手在这里围坐着边弹边唱，舞者们跟着节奏跳起圆圈桑巴舞。 　　如今已成为巴西文化符号的桑巴，最早流行于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大量黑奴曾在该州劳役。巴西人普遍认为，“桑巴”一词是从非洲安哥拉或刚果地区的部族语言基姆本杜语中“森巴”一词演变而来，意为一种激昂的肚皮舞。 　　有种说法是，当年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向巴西贩运黑奴时，每天都把黑奴赶上甲板，以敲打酒桶和铁锅伴奏，让他们跳一通“森巴”活动筋骨。贩奴者这么做的目的是，让黑奴到岸时显得腿脚灵便，从而卖出个好价钱。 一艘贩奴船半年内获利4万多美元 　　1814年，一位欧洲访客在游记中这样描绘一座城市：数百座高耸入云的工厂，巨大的烟囱喷吐着黑色煤烟。这是英国曼彻斯特。18世纪初，这里还是一个不到一万人口的小镇，到了19世纪中叶，它已发展为英国重要的纺织业中心，拥有上百家棉纺织厂，产品远销大洋彼岸。 　　“正是对‘三角贸易’的巨大依赖造就了曼彻斯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任总理、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点明了奴隶制度和殖民统治对西方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大英帝国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上层建筑是美洲贸易和制海权，下面的基础是非洲黑人的劳动”。 　　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利物浦曾是一个荒凉的渔村，后来受益于地理位置而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港口，进而成为英国的工业重镇。有据可查的英国第一艘贩奴船就是1699年10月从利物浦出发，船上载有约220名非洲奴隶，目的地是加勒比地区。整个18世纪，来自利物浦的贩奴船贩运了约150万非洲奴隶。 　　不仅是利物浦，英国的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法国的南特和波尔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泽兰等欧洲城市早年都因奴隶贸易而繁荣。这一罪恶的交易推动了欧洲殖民国家制造业、运输业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据记载，在17世纪，每个黑人奴隶在非洲的离岸价格是25英镑，运到美洲后可卖到150英镑，而当时英国一名工匠将近4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才100英镑。许多奴隶贩子以微薄的资本起家，每次出航都能获得几倍于成本的利润，最高可达10倍，横渡几次大西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富商巨贾。 　　一名贩奴船船长曾在自传中记录，1827年一艘造价不到4000美元的贩奴船在6个月内获得超过4万美元的净利润。 　　奴隶贸易还促进了欧洲金融和保险业的发展，银行和保险公司争相推出衍生业务。靠奴隶贸易发家的西方商人成为银行家，用这些带血的资本投资新兴的企业。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国奴隶制遗产”项目研究显示，如今英国的富人中，有一到两成人的财产与奴隶制有很大关联。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银行等英国老牌银行都是靠奴隶制赚取“第一桶金”，它们的发家过程是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缩影。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下半叶是奴隶贸易最猖獗的时期。在暴利驱动下，奴隶贸易成为连接欧洲、非洲和美洲的主要贸易活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等国都争相参与其中。 　　美洲白人种植园主从奴隶贸易中获取暴利。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其著作《棉花帝国》中指出，美国早期资本积累正是来源于“在从原住民手中抢来的土地上迫使非洲奴隶种植的棉花”。19世纪中期，美国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都与蓄奴州产出的棉花有关。 　　长达四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为西方国家带来巨额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也让人认识到当时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残暴与血腥。 “奴役与反奴役，一切皆为利润与帝国” 　　1938年，还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威廉姆斯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中提出引发当时学界轰动的观点：西方国家废除奴隶制，并非是在道德层面的反省，而是出于经济利益和战略需求的考量。 　　这一论断在当时挑战了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主张。欧洲殖民史学家认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在废奴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威廉姆斯把手稿交给当时英国的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时，后者断然拒绝，称其“有悖英国的传统”。 　　“奴役与反奴役，一切皆为利润与帝国。”这位后来担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的学者在书中揭示，奴隶们创造出的财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奴隶制又成为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阻碍”。 　　“国家一旦实现工业化，对人工劳动的需求便大幅减少，机器可以全天候运转，而奴隶的工作效率和时间都有其局限性。”加纳历史学者亚乌·阿诺基耶-弗林蓬解释了奴隶需求降低的原因。 　　阿诺基耶-弗林蓬指出，奴隶制的终结不是西方人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含生产模式变化、道德争论和法律挑战等。“此外，当奴隶贸易参与者或奴隶主被要求放弃奴隶制时，这些既得利益者都获得了巨额赔偿。” 　　例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就曾被曝光，他家族祖上就是奴隶主，当年靠着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的规定获得了一大笔赔偿。然而，上千万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在他乡受尽磨难后，却分文未得。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新形成的资本家势力逐渐壮大，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和更广阔的市场。而垄断原料供应的殖民地种植园依靠奴隶劳动维持生产，长期的强迫劳动和土地肥力下降导致生产效率逐年下滑，原料价格也随之上涨。新兴资本家为打击种植园对原料的垄断，意图摧毁对方赖以生存的奴隶制。 　　与此同时，非洲人民从未放弃反抗斗争。18世纪后半叶，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大规模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让贩奴这笔“生意”不再那么一本万利。1791年开始的海地革命吹响时代的号角。海地奴隶们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终在1804年获得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 　　英国议会在1807年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类似法令，但追求暴利的欲望让奴隶贸易转入“地下”。为了避免罚款，奴隶贩子在海上遭到追踪时会将奴隶捆绑起来，系上石块扔进大海。直到19世纪末，全球奴隶贸易才基本销声匿迹。 　　然而，非洲人民的厄运远未结束。在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召开后，西方列强开始了对非洲大陆的全面入侵和疯狂瓜分，加深了非洲的苦难，使其面临长期贫穷与落后。 　　“我们原本有自己的文字和交流方式。奴隶制导致大量非洲年轻人口损失，给非洲的文明传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破坏。殖民期间强行划定的国界进一步削弱了非洲的团结。”阿诺基耶-弗林蓬说。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森·纳恩的研究显示，在奴隶贸易时期奴隶输出数量越多的非洲国家，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这些国家对周边人群的信任程度也更低。 　　“非洲仍存在奴隶贩子犯罪的印记。”几内亚首任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说，非洲人民今天的贫困程度，与他们被剥削的漫长历史有着明显关联。 “非洲必须团结” 　　今天，恩克鲁玛的塑像屹立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市中心的恩克鲁玛陵园。这位加纳首任总统表情坚毅，左手握拳，右手指向远方，迈开坚定的步伐。陵园内一面白色墙上印着恩克鲁玛的名言：“我是非洲人，不是因为我出生在非洲，而是因为非洲在我心中诞生。” 　　加纳于1957年3月6日宣告独立，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从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国家。当时，恩克鲁玛在如今陵园的所在地宣布这一消息，铿锵有力地说：“我们的独立除非与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联系在一起，否则毫无意义。” 　　这位“加纳之父”是一位坚定的泛非主义者，他在《非洲必须团结》一书中呼吁非洲各国团结一致，实现非洲大陆真正的独立和繁荣。 　　泛非主义理念得到了那些流散在外的非洲奴隶后代的认同。1900年，首届泛非会议在伦敦召开，来自美国、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等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全世界黑人的境遇问题，呼吁赋予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自治权。 　　1958年4月，在加纳独立一年后，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阿克拉举行，非洲统一组织的构想逐渐成形。 　　“加纳争取独立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解放一个国家，而是为了将整个非洲大陆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恢复非洲人民的团结。”阿诺基耶-弗林蓬说，“各国都在努力克服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打造一个团结、繁荣的未来。” 　　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成为泛非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身和政治实体，积极推动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参与调解国家间冲突。2002年，非洲联盟正式取代非统组织，非洲自立自强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非盟在加强非洲各国团结、推动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增强非洲整体国际影响力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团结的非洲，不再是西方殖民者口中“黑暗的大陆”，而是觉醒的大陆、发展的大陆。 　　从1804年海地《独立宣言》发表到1888年巴西颁布废除奴隶制的法案，黑人奴隶用了近一个世纪才摆脱了西方人强加给他们的命运。如今，面对英国等西方国家拒绝对奴隶贸易进行实质性赔偿的境况，非洲各国正团结起来争取公平、正义和权利。 　　2023年11月，来自非盟和加勒比共同体的代表们在阿克拉举行了一场充满历史沉重感的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全球赔偿基金，推动欧洲国家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被奴役的非洲人进行正式道歉及赔偿。 　　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在会议开幕式上说，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奴隶贸易带来的伤害和恶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赔偿问题）是世界必须面对、再也不能忽视的问题。” 　　1998年8月1日，两位非洲奴隶的遗骸从加纳海岸角奴隶堡的“不归之门”穿过，回到他们的故土。“不归之门”从此成为“回归之门”。 　　“这代表着那些从非洲土地被迫离开的人们终于回到故土。无论他们来自加纳、南非、赞比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还是冈比亚，他们都回家了。”导游门萨手扶“回归之门”说道。 　　奴隶堡外的海滩曾是西方白人的专属领地。独立后，加纳人把这里发展成一片熙熙攘攘的渔民社区。港口的渔船上悬挂着各式彩旗，孩子们在海滩上奔跑打闹，充满生机和欢乐。 　　“我们会努力前行，但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门萨接着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珍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让它们指引我们未来的方向，才不会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非洲人民从未忘却历史的伤痛，他们变得更加自信自强，大声呼吁公平，争取应得的权益，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非洲。昔日的“黑暗大陆”，正在历史的长河中重生，走向光明的未来。 　　【专访】加纳历史学者亚乌·阿诺基耶-弗林蓬 　　15世纪，葡萄牙人在加纳发现大量黄金矿藏后，在沿海的埃尔米纳地区修建城堡作为根据地。埃尔米纳城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欧洲建筑。 　　欧洲人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开疆辟土，奴役原住民进行高强度的种植劳作。但由于恶劣的条件和疾病，原住民大批死亡，他们便将目光转向了身体强壮、对疾病有更强抵抗力的非洲人。 　　埃尔米纳城堡和海岸角奴隶堡等西非沿海城堡成为奴隶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有观点认为，这些城堡在建造之初就设有存放奴隶的地牢，这表明西方人对非洲人力资源的剥削是蓄意设计的。 　　早在与西方人接触之前，非洲大陆已经形成灿烂的文明和完善的治理架构，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语言文字和教育体系等。 　　殖民和奴隶贸易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至今仍影响着非洲各国。奴隶贸易让非洲大陆损失了大量年轻人口，让我们的价值观和知识无法继续传承，我们的文明体系也被彻底颠覆和取代。 　　19世纪末的柏林会议进一步分裂了非洲。欧洲列强任意划定边界，罔顾种族和文化界限。众多非洲国家由不同民族和部落拼合而成，而同一群体却被分入多个国家，导致非洲各国内部充斥着冲突和不信任，造成延续至今的地区紧张和摩擦。 　　加纳前领导人恩克鲁玛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关于非洲团结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这位加纳首任总统坚信，加纳的独立与非洲大陆的解放密不可分，必须超越西方殖民者强加的国家划分和边境线，让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团结起来。 　　团结的非洲，是我们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非洲必须团结，非洲一定会团结。 　　（记者周楚昀 许正 朱瑞卿） 　　 新华社阿克拉9月19日电